”——北方商人缴税的税率很低，南方商人缴税的税率很重。
其实这东西要真看绝对值的话，北方属于“极轻”，但南方也并不重。爱书屋
为什么？北方的平均商税(除掉京华)大概只有百一百二(1%、2%)，而南方商人还是此前张四维趁机搞偷袭之后才收了个百五(5%)，且并没有囊括整个南方，只有南直隶和浙江两地在收，临近省份如江西、湖广、福建等都没有推行，两广之类就更不必说了。
5%的税率也能叫重税吗？当然不能，但问题不是这么看的。有句话叫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，在南方商人眼中，这事很简单：凭什么你们商税只有百一，到了老子就成了百五？老子就这么好欺负吗？
当然不好欺负了，人家背后站着偌大的一个心学派呢！
实学派和心学派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很难调和，“道统”是一方面，利益则是另一方面。
高务实一直以来都主张稳扎稳打，这一次非要在商税上下功夫，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知道这种矛盾指望调和是不可能的，只能如大舅张四维那样“趁机偷袭”。
趁机趁机，首先得有机会才行，那么现在有吗？
有。
朝廷等米下锅一般急着要钱，这就是机会。
本来，如果朝廷急着要钱是要用来做其他事的话，比如什么维修三大殿之类，心学派方面会有很多理由来拒绝。然而现在朝廷等着用钱的理由是很正当的，处理宗室问题是心学派也拒绝不了的诱惑，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击败残元，心学派对此虽然无可无不可，但表面上却也难以说不——此乃二祖列宗之遗愿，你拒绝？
这就是高务实选择现在就干的原因，这个机会错过了，将来只怕更难搞。
胡执礼对于高务实把话说得这么直白有些不适应，他总觉得高务实似乎直接把他当做实学派的一员来对待了，听完之后总有些坐立不安的意思。
程文当然没有这种感觉，他只是沉吟着，苦苦思索这件事究竟能不能办成。
作为实学派的高层之一，程文很清楚，前一次张四维在南直隶和浙江征收百五商税一事，申时行本来就是被迫答应，而后申时行本人还受到了巨大的内部压力，他之所以一门心思要把王锡爵引入内阁，本身也有这股压力的原因。
王锡爵是苏州首富，比他更能代表南方的“金主”们的利益。把王锡爵举荐进入内阁，一方面可以证明他申元辅始终站在金主们这一边，另一方面也是让王锡爵给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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